百善為先，不得不提道家、道教與孝道略說
因為道教提倡的孝道，是圍繞修道這一目的展開的。孝道除了孝養父母師長之外，還注重其心性修煉的作用。而如何處理好個人追求與孝道倫理的矛盾，則正是修道者智慧的體現。
伴隨著淅淅瀝瀝的春雨，又到了一年清明時節，高速路上回鄉掃墓的車輛排成了長龍，這景像不禁令人想起孔子的言教：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矣。眾所周知，中華文化十分重視孝道，特別是儒家對孝的提倡更是不遺餘力。不過，大多數人不太了解的是，一向被視為與儒家有思想衝突的道家道教，其實也是重視孝道的。
一、道家追求“民複慈孝”
說道家重視孝道，恐怕不少人會不以為然。因為在人們的印像中，老子莊子都對儒家提倡的仁義道德頗為反感，莊子曾藉盜跖之口諷刺說，儒家的仁義道德是盜賊的工具：“夫妄意室中之藏，聖也；入先，勇也；出後，義也；知可否，知也；分均，仁也。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，天下未之有也。”（《胠篋》）
老子也曾經說過：“仁義出，有大偽。六親不和，有慈孝。”就此看來，被儒家視為無上要義的孝道——“孝悌者也，其為仁之本與”——在道家這裡似乎只存在負面的意義。
不過，如果仔細閱讀《道德經》《南華經》，會發現這種看法其實是一個誤解。在儒家和道家興起的春秋戰國時代，社會秩序解體，攻伐征戰不斷，面對禮崩樂壞的現實，包括儒家道家在內的思想家們都期望天下太平，人們安居樂業。儒家認為恢復周公所製定的禮法制度，就可以治天下。 ——孔子曰：“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為東周乎。”而道家則認為，提倡仁義道德，選賢舉能等等，並不能真的帶來社會安定，反而只會增加人們的貪欲、競爭之心。
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，當社會不斷呼籲或標榜道德、賢能的時候，道德賢能的名聲就會變成一種有利可圖的資源，——要么能獲得社會大眾的尊重，或者能得到政府的賞識，加官進爵——進而就會出現各種作偽的情況。著名的如漢代，朝廷要求地方推舉有道德、有名望、有才幹的人，本意是要選賢任能，結果卻是“舉秀才，不知書。舉孝廉，父別居。寒素清白濁如泥，高第良將怯如雞。”到了魏晉時期，這種選舉制度被貴族把持，更導致了世家門閥壟斷官職的情況。再如宋代的理學家要求士人嚴格道德修養，“存天理，滅人欲”，結果培養了一大堆“滿嘴仁義道德，一肚子男盜女娼”的偽君子。
道家正是看到了這種“提倡”會帶來的負面後果，因而要求“不尚賢，使民不爭；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；不見可欲，使民心不亂。”其目的並不是說真的反對任用賢能、反對仁義孝道等道德，而是反對刻意的崇尚這些東西。道家認為“名者，實之賓也”，社會道德的提升，需要的是真正的落實、實踐，而不是宣傳口號。所謂“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；絕仁棄義，民複孝慈；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”，才是最終的目的。 ——道家的這種主張，倒是和明代大儒王陽明的看法很一致，陽明認為，實踐儒家道德，最根本的是致良知，因為“知是心之體，心自然會知。見父自然知孝，見兄自然知悌，此便是良知，不假外求。”
（大概正是在這一點上，國學大師錢穆認為陽明學溝通了道家和儒家。）
孝道不僅是一種倫理道德的行為，更重要的是心性修煉的功夫。
二、道教對孝道的提倡
道教一向提倡“未修仙道先修人道”，所以很重視對父母的孝養。因而各種經典、戒律中提倡孝道的文句、言論真可謂數不勝數。茲舉幾例：《太平經》曾說：“夫天地至慈，唯不孝大逆，天地不赦。”《抱朴子》也說：“欲求仙者，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” 。
《太上老君說父母恩重經》更是反复講述了父母養育兒女的艱辛，要求修道者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，並指出行孝道者會得到神明保佑：“若孝悌者，一家之中，老少安樂，天人欽仰，神明守護”。而不遵孝道者不僅會受到世俗的批評，死後更可能墮入地獄受苦。
《太上感應篇》也提倡“積德累功，慈心於物。忠孝友悌，正己化人”，反對“虛誣詐偽，攻訐宗親。”
道教對孝道的提倡，當然與儒家的影響有關係，但不同於儒學的是，信徒對這種孝道宣揚的接受，是基於自己個人的信仰，而不是出於世俗的名利追求，因而不至於帶來“偽道學”的後果。
在道教中，以提倡孝道著稱的，當屬淨明忠孝道。該派將道德倫理尤其是忠孝視為修性煉命的根本，認為天上沒有不忠不孝的神仙，只有行忠孝之道才能得道，故而行孝道是修道的第一步，“行淨明法，可以先學孝，次學煉身形”（《太上靈寶淨明洞神上品經》）。
認為修煉之道是“始於忠孝立本，中於去欲正心，終於直至淨明。”（《玉真先生語錄別集》）
在淨明道的修煉中，孝道不僅是一種倫理道德的行為，更重要的是心性修煉的功夫。認為“忠孝之人，持心直諒，秉氣溫恭，是非不能搖，淫邪不可入，十善俱備，五逆咸消，一心之中，外物不汩，自然成就，畢竟有成。” （《淨明黃素書》）《淨明忠孝全書》還說：“至孝之道，修持久久，復其本淨元明之性，道在是矣。”同樣的，淨明道反對符籙科儀的濫用，認為只要精修忠孝之道，自然能夠與天地神明溝通，一念起即能獲得感通，不需要復雜的法術，而各種“後天之法，不曾究竟得一個大本領，搬出許多枝梢花葉”，其實並沒有什麼用處。
正是因為忠孝是修道的根本，所以淨明道認為，本派提倡的忠孝，比儒者的道德修養來得認真多了。 （《玉真先生語錄內集》：“淨明只是正心誠意，忠孝只是扶植綱常。但世儒習聞此語爛熟了，多是忽略過去，此間卻務真踐實履。”）
三、修道者的孝道實踐
如前所說，道教對孝道的提倡，並不是停留在文字語言宣揚的層面，而是存在切實的實踐。這裡不妨以史料記載最為豐富的全真教為例，對道教的孝道實踐作一介紹。
全真教自創立之初，就十分重視孝道的提倡與實踐。重陽祖師曾將《孝經》列為修道者必讀典籍。七真不僅自身以孝道著稱，也十分重視勸人行孝。如譚長真有詩云：“內侍孀親行孝道，外持真正合三光”，認為在家行忠孝就是修道，不一定必須出家。更著名的則是丘長春西行見成吉思汗，曾藉天雷示警勸勉成吉思汗：“嘗聞三千之罪，莫大於不孝者，天故以是警之。今聞國俗多不孝父母，帝乘威德，可戒其眾。”成吉思汗採納了這一建議，這不僅有助於改變游牧民族的習俗，也有助於蒙古民族接納漢族文化，可謂一舉多得。
許多全真高道以孝道著稱於世。如馬丹陽出生於“孝義之坊”，“以孝悌見稱”。劉長生“謹侍孀母，特以孝聞”。再如丹陽門下周全道“夙喪其父，生理蕭索，竭力以事母。母忽感奇疾，百療不愈。先生割股，與藥同進，厥疾乃廖，鄉黨以孝聞。”後因母喪，為報父母之恩，遂拜丹陽宗師而入道修行。其他如崔道演、陶彥明、呂道安等也以孝道聞名。再如重玄子孟志源，年少出家，後因戰亂“昆弟皆為兵亂盪散，而父母失依，公乃扶二親就己所居，致孝養之力三載。雖二兄還，其安置省問誠敬之禮未嘗缺。”
（《重玄廣地弘道真人孟公碑銘》）
道教的孝道實踐，不僅針對生身父母親族，更特別重視對師長的孝道。蓋道教認為，肉身為父母所生，但法身則為師長所與，《元始洞真決疑經》雲：“念法師，是真父母，善能生我，法身慧命……師者，父也，我若無師，不能得道”。師長的恩德，甚至高於父母。 《玄門晚課》結經偈在迴向時雲：“師資與父母，法界同宗親，現存增福壽，過去早超升”，就將師資與父母並舉，且置於第一位。在孝師的實踐上，全真教也特別突出。其弟子一般十分敬重師長，常稱師為“父師”（《長春真人西遊記》），事之如神。對師長的身後事也十分看重，如清和為長春修造處順堂，又大力營建終南山一帶的宮觀，並重新安葬重陽祖師。重陽祖師羽化後，丹陽等四真在終南山守墓三年。清和宗師羽化後，其弟子“皆廬墓終身”。這都是孝道真誠的體現。
四、結語
同樣是提倡孝道，修道者與儒家也存在一些其他的區別，例如道教從因果輪迴的角度認為，眾生之間都存在親緣關係。因而將孝道的對象擴大化，提倡慈心下氣，恭敬一切，“見……一切男女如同父母。至於六度輪迴，皆父母也。”（《丹陽真人十勸碑》）。再如道教重視對先人亡靈的超度救拔，相關內容在道教齋醮科儀中十分豐富，茲不贅舉。據學者考證，至少在宋代，道教的中元節濟度就已經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，是時人人往往請羽流設齋建醮，超度先祖。這種習俗一直流傳至今。
另外，道教也不認同“三年無改乃父之道”式的愚忠愚孝。因為道教提倡的孝道，是圍繞修道這一目的展開的。孝道除了孝養父母師長之外，還注重其心性修煉的作用。而且如前所述，師長傳道之恩要勝於父母生身之恩，因而慧命的延續，修道的精進，比恩養父母肉身更為重要。而且修道要求獨與天地精神往來，其追求的是個體生命的超越，這不是唯父母之命是從者所能做到的。而如何處理好個人追求與孝道倫理的矛盾，則正是修道者智慧的體現。在這一點上，
全真祖師們出家不忘行孝的做法，提供了許多可供參考的完美範例，值得今人學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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